国外生活挽救了我们的婚姻：一对上海海归夫妻美国的六年生活 我嫁给楚铭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我毕业于上海交大，随后进入上海一家公司的市场部工作，主攻集团大单业务。楚铭是复旦的高材生，本来，他在大四那年就以高分获得了托福和GRE的PASS，但是因为他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不得不暂停出国的原计划留在上海工作处理父亲的后事以及陪伴悲痛的母亲。然后，我俩的距离慢慢拉近，由恋人到了婚姻。我们一起贷款在虹口区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当房子装修完毕后，我们领取了结婚证。新婚的热情过后，我们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他坐公汽转地铁到莘庄搭乘公司的通勤车，我到南京西路文华大厦等我单位的通勤车，到了单位便是昏天黑地的8小时忙碌。拜上海的拥挤交通所赐，我俩回到家的时候多半都是华灯已上了，于是一起在附近的永和、振鼎鸡甚至麦当劳胡乱吃上一顿当是晚餐。回到家洗完澡大概已经在10点以后了，说不上两句话便都倒头睡去。到了周末，一起睡个懒觉、然后处理一下堆积一周的家务，浑浑噩噩中两天时间似乎溜得飞快，接着就又是星期一了。结婚半年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婚姻的兴奋点了：每个月的薪水除了还贷和存下1万元外，我俩还能各自捏着几千块钱零花，可是，我们一点都不快乐——我们有钱，但彼此都不需要对方的钱；我们有家，但120平米的房子就像一个临时旅馆……对于那种生活，楚铭的不满并不比我少.终于，在一个周末为了家务的分配问题，我俩爆发了婚后的第一次战争，不过，我俩谁也占不了上风。因为我们谁也不能证明自己为这个家做的事情比对方多：我俩收入持平、上下班时间一致、工作强度类似……最后，我只能恨恨地叹一口气——这该死的般配！夫妻吵架这种事情就和灯泡坏掉一样，只要有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我俩的争吵频率很快从几个月一次发展到每月一吵再到每周一闹，到了后来，我俩见面的时候脸都臭臭的，谁都不愿意先和对方打个招呼。我悲哀地想，或许，我俩的婚姻到头了。就在日子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的时候，楚铭和我好好谈了一次，他说他也觉得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他决定去考托福，打算去美国留学。他说我们可以选择马上离婚，也可以考虑利用他留学的时间先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给对方独处的冷静时间，如果觉得这段婚姻真的没有存在价值的话再离婚。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我们都找不出一个恨不得马上离开对方的理由。随后，楚铭在托福中考出了618的高分，他开始向美国的各大高校寄出自己的奖学金申请，当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遥遥而来的时候，我俩的日子蓦然就要变得以天以小时来计算了。出国前的日子里，楚铭办理了辞职在家准备，也就在那时，我充分领略到了他的温情：每天早上，我会在早餐的香味里醒来，洗漱完毕后桌上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饭加上4个小味碟的各种小菜；吃完早饭，楚铭会送我去文华大厦陪我等通勤车，等我上车了再向我挥挥手，目送车子远去。白天我在办公室忙碌的时候，会收到他的电话或短信，或者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或者告诉我他在街上找到了我很久以前就想要的一个小玩意；下班的时候，他又早已在通勤车停靠点等着我了。回到家里，干净得一尘不染，简单而可口的晚饭已经在餐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等到周末的时候，他会有耐心地推醒我，陪我去逛街、在外面吃饭……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只是，我有些伤感，为何总要到了分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当楚铭终于去了美国以后，蓦然冷清下来的生活让我觉得寂寞而空虚，我甚至找不到一点能够让自己开心的理由——原来我还是离不开他的——这是我对我们婚姻最后的结论。于是，我决定去美国陪读。对于我的这个决定，楚铭表现出了出乎意外的惊喜和支持，不过，他也委婉向我透露：美国的生活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美好。3个月后，楚铭给我发来了齐全的证明材料，我很快获准签证，开始了我的美国陪读生涯。与我的陪读生涯携手而来的，是窘迫的生活：我们在上海购房的时候向工商银行申请了30万贷款，没有来美国前，我俩的月薪加起来大概2万5的样子，我俩是那种不喜欢欠债的人。因此，我们选择的是无定额还款，手里有了钱就全部还给了银行。当我们来美国时，还有18万的贷款在虎视眈眈。为了保有那份房产，我在出国前在银行办理了异国联程账户，我们每个月必须在伊利诺伊州的达菲尔德花旗银行存入两百美金作为上海房子的分期付款。因为我的到来，楚铭搬出了免费的学生宿舍，在校外租了房子。说是房子，不如说是岩洞，多山的达菲尔德的建筑都是依山而建，有钱人的别墅便显得格外气势雄浑。而穷人便只有偷懒节约建材，在山体上往内挖掘推进，将坚实的花岗岩作为自家的免费墙壁——我们租到的，便是这样一间在山体上挖出来的房子——整间房子只有一扇大门在外面，其余的部分就全部在山体内部，像个防空洞一样。第一晚在这里入眠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就想到了自己在上海的家，想念家里的高床软枕和空调——只是，当初整天和楚铭呕气，压根没有意识到那时已经在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楚铭每周有10小时的合法打工时间，于是他在一家墨西哥餐厅打工，时薪是15美元，一个月大概600美元的收入，加上小费能够拿到800美元的样子——还上海房款200美元、达菲尔德的房屋租金300美元。我俩真正能够动用的，只是拮据的300美元而已——哪怕在上海，这折算成2500人民币的生活费也是以往大手大脚习惯了的我们周末出去购物的一点零花钱而已。而今，我这个家庭主妇必须用这笔在国内作为零花钱的小钱在美国保证两个人的所有开支，我觉得这真是对我经济能力的莫大挑战。最大的开支便是吃，以前在国内，我几乎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到了美国，我们的那点钱还不够去餐厅吃两顿饭的，结婚一年多以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学习做饭。由于我们的房子见不到阳光，为了预防风湿病和皮肤病，我们尽量地多换衣服和被褥，每天早上楚铭去学校上课以后，我要在第一时间把昨晚换下的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把床上的垫褥被子全部抱到门外的草坪上摊开，然后捡一根小树枝拍拍打打，防止内褥因为潮湿凝结成团。这里的居民都习惯用干衣机，取出来只要在家里稍微晾一下就行了，可我们没有干衣机，超市里面最便宜的干衣机要300美元一台。于是我用了最传统的干衣办法——伊利诺伊有的是最灿烂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我在门口钉一枚钉子，拉上绳子，另一头系在几米开外的邮筒上，衣服就可以在阳光下随风起舞了。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把衣服成功晾好的时候，我手脚忙碌着，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等我意识到自己的开心时，一首歌已经都唱完了。可是，尽管我努力开源节流，第一个月下来，我们仍然出现了赤字。我在一张纸上面划来划去，决定从下个月开始，在家做便当给楚铭当午餐。楚铭平时的午餐都在学校吃，学校餐厅最便宜的套餐也要2块钱，一个月下来是60块，这要花掉我俩生活费的20%，我要把这笔钱省出来。于是我每天早上做早餐的时候顺便就把中饭也做了，然后给楚铭装在饭盒里让他带走，在这下厨的日子里，我的厨艺也算是大有长进。三天后的下午，楚铭一回家就催我快开饭，说他快要饿死了。我疑惑地问他是不是便当不够吃，他说有个中国籍同学看中了他的便当，非要花5块钱买去，说要尝尝久违的中国菜的味道，他就把便当卖给同学，自己没吃午饭。楚铭的话一下提醒了我，在西北大学，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其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手头并不宽裕，美国的中餐厅贵得吓死人，远不是他们能问津的，或许，这批中国留学生身上蕴藏着适合我的商机。在楚铭的试探和问询下，那些留学生果然都很愿意花5块钱享受一个正宗的中国便当。于是，我不挂牌的中国餐厅在那个小小的岩洞厨房里悄然开张了。以前，因为只有两个人吃饭，我多半在社区的小超市买菜，尽管贵一点，但是可以只买很少的分量，避免浪费和扔在冰箱里营养流失。如今，找楚铭报名购买便当的人数一下超过了30，我就必须节约成本了。离家8公里以外的河边有早市，会有本地的菜农去那里售卖自家田地出产的新鲜蔬菜，有时还有未经冷冻的新鲜肉类。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7点准时出门去早市一家家比较，买最便宜的原材料。回到家时多半已经是9点以后了，我洗好衣服晒好被子，就要开始准备午餐了，三十多个便当全部就绪，大概已经是11点以后，接着我得把这些便当全部装进自行车的车篓里面，送到西北大学去交给楚铭，由他给同学分发。那个月底是我和楚铭到美国后第一次去外面吃饭——我们在他打工的墨西哥餐厅吃了玉米面饼、玉米浓汤、仙人掌布丁，还一人喝了一杯龙舌兰酒。因为，那个月我卖便当赚了2000美金——整整2000美金。当楚铭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们在美国的存款已经积累到了3万美元，我们还提前还清了上海住房的全部贷款，我们也搬了家，搬到了一处四面都有窗户的独门小院，月租金1000美元。美国的出租房分两种：有家具和没家具。后者往往较便宜，我们自然还是选的后者，家具是我俩捡来的和在"Yardsale"买来的(美国人搬迁频繁，所以常常会自家后院或车库低价出售不愿带走的旧家具及用品)。还算幸运，我们花了45美元就买到全套的大餐桌及餐椅、沙发、写字台、床、床头柜等。然后，我俩去社区的垃圾站捡了一条宽条凳，买块台布一搭，成了电视柜；捡块木板往纸箱上一搁，成了小灯柜。我还从外面拾回别人扔掉的花盆，种上路边找回来的兰草和常青藤，我们就算是正式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了。楚铭决定继续读博士，他建议早已通过语言关的我尝试也一起读书，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他说也是我该换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了。经过楚铭的推荐和我的笔试，我成为了西北大学法学硕士班的一名新生。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我的读书而受到影响，楚铭跟着他的导师接下了州政府的一项研究活动，每个月固定能有1500美元的政府津贴，而因为我们住房的搬迁，我的便当业务也被更加赚钱的家宴业务所取代了。因为上午下午都有课，我再不能做便当了，那些吃惯了我做的饭菜的留学生们都怅然若失，纷纷来找我，希望我能拿出一个既不影响读书又能让他们大快朵颐的解决方案。最后，我做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收费式家宴。在我读硕士以前，在楚铭的"逼迫"下，我经过艰难的2次笔试5次路考才总算拿到了驾照，然后我们买了一辆80年代的二手日本车，每天下午下课后，我马上驱车去晚市买菜。因为临近收摊，蔬菜看起来就有点蔫蔫的，不像早上那么新鲜，我可以大肆砍价。买好菜驱车飞奔回家一头扎进厨房开始忙碌，房子里有一个房间里面除了一张硕大的圆桌和椅子以外空无一物，这便是我家的家宴宴会厅了。到了快开饭的时候，事先预约好的留学生们便会络绎不绝地拥进来，每上一道菜便是一阵惊呼，他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享受来自家乡的美食——我回国探亲带来的金华火腿、桂花鸭、黄泥螺……自己舍不得吃，全部被他们扫荡一空。不过，家宴的费用是比便当贵很多的，以人头计，一人15块钱。我的利润比起做便当还增长了50％呢！自从我俩的经济走上正轨以后，每当有假期的时候，楚铭就会带我去美国各处旅游，因为有留学生证，我们可以享受半价的车费，可以六折费用住宿在青年旅馆。说来惭愧，以前在上海的婚姻生活中，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爱好，直到在美国旅游的时候，我们方才发现：彼此竟然都对精美的各地手工艺品情有独钟；尽管我们平时节衣缩食，但在面对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时，我们的口袋就仿佛长了翅膀一般。而每当发现当地手工一流的制品后，我们会不约而同地从卖家那里打听到工坊所在，一起去那里目睹这些杰出工艺品的诞生过程。当我们游历完一圈回到达菲尔德时，除了大包小包的工艺品外，还拿到了众多一流工坊的联系方式。然后，前来我们家家宴的留学生们便会眼前一亮地看中某一件在角落里熠熠生辉的工艺品，然后腼腆地上前来询问我们能否割爱——当然可以，只不过，价钱会比我们在原产地购买的时候高上那么一点点。当我们家里的那些工艺品被抢购一空后，我俩惊喜地发现，我们的旅行竟然没有花掉自己一分钱——那些食宿交通费全部赚回来了。有了这样"免费"旅游的经验以后，我俩的胆子也大了，目光也不仅仅限于美国大陆，我们利用春假和圣诞节假期往加拿大、古巴甚至欧洲跑，还一起利用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顺便去了一趟日本北海道。再等我们把这些精心淘来的工艺品正式亮相的时候，一下就热闹了，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留学生，加拿大、古巴、英国、法国、日本……的留学生纷至沓来，有买自己国家工艺品的，有买自己没去过国家的工艺品的，有的甚至为了一件绝版的灯座争得脸红脖子粗。那天晚上，我喜滋滋地点钱，楚铭喜滋滋地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我俩心有灵犀地一笑，决定正式展开我们的工艺品贩卖生意。因为我们去了众多工坊，因此联系起来很方便，只需要指定货品的种类，让对方用货到付款的业务把产品交给快递公司就行了。我们只需要准备好货款坐在家里等东西送上门。贩卖工艺品的利润是多少我们还真的没仔细算过，不过，我深刻地记得，一枚日本北海道的扇贝珍珠做成的挂坠进价是10美金，最后被别人200美金买走了。也就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楚铭对我接待客人的机灵刮目相看，而我也越来越佩服他的前瞻性和细心——要不是他坚持在每个旅游地去登门拜访各个工坊，我们哪会有这么长效性的收益——这种彼此的欣赏让我们都觉得对方身上的优点原来是层出不穷，无疑，我俩的感情自然是随着存款的增加越发热络。吃饭赚钱、旅游也赚钱，这样赚钱的结果就是，当楚铭戴上博士帽我硕士也毕业的时候，我俩的存款超过了10万美金。我们一起从一无所有开始，从拮据到可怜的日子开始，相濡以沫地彼此扶持，他为了这个家打工挨饿，我为了这个家卖力动脑。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人，不再对对方不闻不问，我们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心疼，知道了原来夫妻一起为了家拼搏是一种快乐。

经济和股市前景，短线和长线判断 因为对2023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判断，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再次强调我没有这个判断能力，甚至我也不太在意一些专家学者是什么看法，我看重的是资本的动向以及在这些动向中体现的他们的判断。让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短线资金：看好中国股市从2022年11月份开始，外资加快了进入中国股市的步伐，其间，连续多日出现数百亿的净买入。这大体可以体现外国资本对2023年中国经济特别是股市的看法。这当中，为人们提及较多的是高盛的判断。最近，高盛进一步调高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本增长4.5%，调高0.7个百分点至增长5.2%，而环球今年经济增长2%，明年料加快到2.8%。高盛相信今年下半年市场会开始反映有关预期。中国的股票或将再涨15%，而人民币料将触及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摩根士丹利则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由5.4%上调至5.7%，由于中国结束动态清零政策后重新开放，加上对房地产提供政策支持及放松科技行业监管，故调高今年经济预测：预计上半年人民币进一步走强，兑美元的12个月目标6.65。该行表示，相信中国对外重新开放会面临短期阵痛，但可能会被早期和强劲的复苏所抵销，而经济增长和消费今年下半年将基本转向新趋势增长。概括地说，短线资金对中国市场的看好，大体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向好，特别是2023年的恢复期。第二，经过去年的一系列打击，目前股价和一些资产价格处于低估值区。尤其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估值仍处于低位。第三，外资流入将带来潜在动力。北向资金持续涌入A股。外资将是2023年A股的主要增量资金来源之一。随着2023年人民币缓慢升值，中国资产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外资净流入规模有望部分恢复。长线资金：犹豫与担忧最近，《财经》杂志发表一篇特别报道，题目是《中国独角兽锐减：危机与生机》。其中讲到风险投资中美元机构的一些动向以及背后的原因。风险投资在中国发展已经超过十年。在过去若干年，美元基金一直是中国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高峰期时，市场上的美元占比超过70%，尤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但最近一段时间，这些投资机构的态度出现明显的变化。该报道讲到一位投资机构合伙人的感受。过去，他每年还要飞几趟美国募资。但去年，他一次也没去。这位投资人告诉记者，不去美国，不是因为疫情，而是“美国的LP（有限合伙人）们已经不愿意见我们了”。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报道说，多位美元基金投资人表示，他们很难再募到新的资金，大部分美元基金在中国可能已经是最后一期了。不仅美国的资金是这样，欧洲、中东大体也是如此。其共同特点是，对于风险投资意愿不高。在这些大基金眼里，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并不是一个最值得投资的市场。除美国外，印度、北欧、东南亚都在2022年吸引了不少新的投资。该报道总结道，对于中国市场投资信心的快速变化，源于下面几个关键性的事件。首先是2021年对教培行业的整顿。第二是多家体量足够大，都是全球排名前几位的超级独角兽公司，都被认为到了上市节点，但因为一些复杂因素，未能顺利上市。第三个是2022年4月的上海疫情。第四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公司赴美上市通道受阻。2022年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共融资5.82亿美元，较2021年全年融资额约减少96%。短线与长线的对比从上面两种资金的对比来看，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大体说，短线资金持有明确看好的态度，而中长线资金则仍在犹豫之中。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在抗疫策略上的转变，在国内经济政策及外交政策上进行调整的信号，表明中国经济的最坏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今天是恢复和反弹的一年。而且，由于2022年经济的状况较差，在2023年出现一个相当幅度的反弹，也是大概率事件。还要看到的一点是，股市这样可以快进快出的资本市场，本身就有一种放大效应。因此，短线资金的看好，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中长线资金要考虑的问题则与此不同。他们要更加看重中国经济政策的明确性和稳定性，更加看重中国投资的政策与法律环境，更加看重地缘政治的可能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走向。这都是对中长期投资的风险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在这当中，当前一些政策的调整究竟意味着什么？进一步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这不仅是国外投资者，而且也是国内投资者所普遍关心的。

一个律师的自白：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亡国的地 我是一个律师，我知道，如果这些事、这些真话我说出来，或许我的职业生涯即告终结！　　正如黑社会和公安局是亲兄弟一样，一个以民事案件为主业的律师，与法官是亲兄弟，我刚陪几个法官喝花酒回来，七荤八素的，可能词不达意，见谅！简单点吧，煽动性语言不说了，说实际的，可能很多兄弟打过官司，或者听别人说过打官司的经历，或者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过某些敏感事件打官司的报道，会从最基本的直观觉得“怎么可能这样？这官司怎么可能这么判呢？莫非法官傻了吗........”诸如此类的疑惑，实话说吧：法官不傻，个个都是全日制法学院校的本科或研究生毕业，他们有智商，有情商，有水平，他们根本不傻，具体在个别案件上，比大部分的律师水平要高！为什么会有让人看不懂的判决呢？只有一种可能：揣着明白装糊涂（法官黑心黑肺），中国不腐败的法院、不收红包的法官太少。几十年来，法官及其亲属抽烟、喝酒、茶叶，有自己花钱买得吗？司法局官员、法院法官家里办红白事，那礼金收入，是老百姓的好几倍，多少年前，给老百姓送礼50元的时候，给他们官员送礼已经是500元了，给法官送礼送高级轿车的都有。　　猫腻，现在开始：　　一、黑暗从立案开始许多人认为，打官司的猫腻，是从开庭后甚至判决时开始的，只能说明你不懂打官司或者是打官司的菜鸟，真正的猫腻，从立案就开始了。　　多多少少，每个醒目律师（你懂的），谁都有自己熟悉的法官，如果你的案件恰巧分到你熟悉的法官手里，哈哈，你懂的。正常分案程序是这样的：立案后，立案窗口的工作人员随机分配案号，并按顺序分配给各个法官，一个法庭会有几十个法官，比如上一个案件，已经分给李姓法官，那么，下一个案件会随机分配给杨姓法官。问题在于，我跟某几个法官很熟，但跟别的法官并不熟（跟所有人熟，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成本太大，天天有人叫你买单伺候，受不了）。这个时候，我立过案后，会直接找到立案庭领导，要求把这个案件分到某某人那里，这对领导来说，是小菜一碟，只需要一句话：小某，这个是兄弟的事情，放在谁谁那里！~我跟谁谁，天天晚上在一起厮混！　　二、输亦赢来，赢亦输　　有了上一步，基本可以高枕无忧了，判决我都可以先写好，发给法官！这个案件，如果可左可右，也就是说：证据的认定，或者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列位，你们懂的！如果我必赢，列位，你们更懂了，我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最短时间内，拿到判决书！如果我必输，比如借款（当然：这种情形适用于我代理被告时，比如我的当事人欠了别人钱），我可能让法官把这个案件，拖个一年半载，本来一两个月能判的案件，一年你也见不着判决，被告即使距离法院只有几百米远，传票送达也要半年以上时间，半年后还要去排队等待公告，又半年过去了，即使判决了，至少半年内让你拿不到判决生效证明；而即使到了执行庭，一个案子给你执行3——8年都有可能，等判决下来了，或者你终于拿到判决生效证明了，执行的漫长等待**，财产也被转移光了，就算你有能力保全，你拖得起吗，还有二审呢！你赢了官司，却赢不到一毛钱！贪官们设计的法律制度、法院规定、自由裁量权，就是为贪官服务的，说中国法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鬼都不会信！　　三、执行是一种关系游戏，内情更黑暗千辛万苦判决生效了，要强制执行了。关于强制执行的法律解释和故事，很多很多，为什么执行这么难？真的很难吗？如果你一个人不认识，真的很难！法律赋予律师的权限，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财产线索，无外乎下面几种：房产、存款、股票、汽车、其他！律师能做什么呢，知道姓名查房产？sorry!查不了！去银行查存款？sorry！查不了！股票？sorry！名下有没有汽车？sorry!律师到底能做什么？只能给执行法官送礼或许诺，让他们去查！问题在于，每个执行法官，一年可能有200宗以上的执行案件，不可能每个案件都去查！谁熟，谁给的红包多，帮谁查！法官查这些，其实很简单，简单到令律师愤怒！每个执行法官的包里，都有一沓子盖好法院章的协助查询函，他们只需要到各个职能部门，亮下工作证，手工填写协助查询函，爱查啥，查啥，不要说，你名下有没有房子，就连你在这个城市是否曾经买卖过房子，都能查个一清二楚！银行有没有存款？更简单，有专门的窗口，把姓名和身份证号递过去，无论你在本市任何一家银行开户，马上显示得明明白白！查车查股票同理，但是，如果你跟执行法官不熟，你会等到一句话：请提供财产线索，你不提供财产线索，我们只能中止执行！凭你个人能耐，你去哪儿提供财产线索！房管局、银行、车管所，没人协助你查！　　至于中国各级法官不作为，官官相护，不给红包不办事，给的少了不办事，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是不愿管、不想管、不能管、也没有责任追究具体条例作为依据、是无法管理的！这就是中国法律的不公正！法院院长们大贪，小小法官们摆谱，请客吃饭一次至少上千元，档次低的饭店，小小法官根本不去！小小法官的红包灰色收入，每年至少十几万元。　　四、代价　　　　我入行四年了，说实话，比一些干十几年的，挣的还多。为什么？你懂的。我每年对法官的开支在30万以上，基本是年节送礼和请吃请喝。社会上认为律师太黑，赚钱多，你们不懂，至少多一半是给法官、院长、司法局领导的，我们为了在中国这一行业站稳脚跟，为了与法院、司法局建立长期“秘密合作”关系，我们剩余的并不是太多，让你当律师也是如此，否则，难以生存，难以发展。中国的大老板们为了拿到项目、拿到工程、土地、矿产，给各级领导者送礼，数额巨大，但是他们收益巨大。我们不行。吃饭喝酒，太可怕了，现在茅台1550，五粮液889，轩尼诗XO1280，一顿饭下来，万把块，下半场夜总会，又是万把块！不送、不吃、不喝，行不行？我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行！不是我想，龟孙子才想天天拿自己钱，请别人吃饭！但是，不走这条路，我几乎无路可走。我爹不是李刚，我也不曾是某高院院长秘书，我的律所主任，也不是彭真的儿子，我只是一个普通院校毕业的普通本科生，在一个普通的律所，从事普通业务的普通律师，我没办法！我的小女儿还在老家，之所以没接过来，是因为应酬太多，老婆在的时候，生过不少气，最夸张的时候，我一个月没在家吃一顿饭，天天凌晨4、5点才醉醺醺回家，老婆跟我大吵一架，回了老家，我只说了一句话：老婆，你以为我想吗！我容易吗！老婆在电话里大哭。　　五、为什么　　　　我很羡慕美国的律师，那种牛逼，让我等，死的心都有。我们在做什么呢，下面求案源，中间狠同行，上面谄法官，我们的尊严和满足感，到底在哪里？是我们错了，还是行业错了，还是制度错了？我一直在想，一直无解！几十年来，中国各级法院的腐败，无论是国家最高法院、省级最高法院的领导者，上上下下，都非常清楚，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全世界最护短的法院，建国快七十年了，他们根本上就不想建立对腐败的发现与追究制度，举报人都是中国法律的牺牲品，当然，他们自身也腐败，2015年7月15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奚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奚晓明之前另一名被查处的高级司法官员是原国家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黄松有2008年被双规，次年8月被双开并立案检查，2010年1月，黄松有因犯受贿罪一审判处无期。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国法治的腐败，我看不到根本解决的希望，朱元璋八年杀了15万贪官（当时全国只有3亿人），现在杀100万都应该，但是，谁有那个气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多么英明。腐败分子与人民的矛盾，实质上是对抗性矛盾。几十年来，官方的媒体，敢于真正全面揭露法治的腐败吗？还要看领导者高兴不高兴，层层报批！中国没有几个田文昌、没有几个陈有西、没有几个张思之，有的是20几万个狗苟蝇营的我辈！到底是卑微，还是被卑微？到底是强奸，还是被强奸？　　六、结语　　　　请不要说，我是搞法律的，我只是被中国“法律”制度搞了一下而已！如果律师我的父辈是大贪官、不缺钱，自己纯粹是法律志愿者，背后有大人撑腰，才会不向恶法恶政低头。在中国现有“法制”之下，律师善良、主张正义、不送礼行贿那是无法生存的，我也是中国恶法恶政的受害人！几十年来，各行各业，举报人都是中国法律的牺牲品，举报人都没有好下场，被打击报复、被暗害、被暗杀的人多了，老百姓谁知道，上访无门，所以，我不想举报！　　你们希望这样吗？路在哪里？

有人就是不想让你买到辉瑞特效药 搞不懂国内那些“防疫爱好者”的思维逻辑，他们一方面要求继续严管严控、全面清零，另一方面又对新冠治疗高度冷漠，对一些在国外已经普遍推行而且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疫苗、新冠药大肆抹黑。最新的一个事例，竟然是使用了造谣手段，试图说明辉瑞新冠特效药根本无效。这两天，一则“消息”在网上流传，说是“生前在不遗余力的推广辉瑞新冠特效药”的辉瑞上海营销部负责人陈可杰，因感染新冠在上海瑞金医院过世，年仅四十多岁。有自媒体还评说，“自家特效药为何没派上用场”？有网友跟贴，“推荐给他人，自己怎么没留住啊”。这种说法，首先是对死者的极大不尊重，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谣传。无论陈可杰是否就职于辉瑞，中年染病去世，这本身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对其家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只有毫无同情怜悯之心的人，才会在这种时候嘲笑挖苦他人。而事实上，陈可杰也并非任职于辉瑞，而是另一家国外药企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的中国区高管。这件事情是财新率先报道的，只是在相关报道里提了一句，对其身份说明准确无误。该药企也发了内部信，对陈可杰的去世表示哀悼。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其实只要输入陈可杰的名字，就可以了解到。实际上，造谣者还附上了陈可杰所在企业的内部信，logo上明明就不是辉瑞的。但这则谣言还是四处流传，引发广泛关注。这种拙劣的造谣方式还有人相信，说明迎合了某种情绪。这就是由来已久的、弥漫于中文互联网上的无厘头民族主义情绪。前些天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表达了对当下缺乏新冠治疗药物的担忧。文章刚发布，马上就有人跳出来指责：“这是忍不住了，吃相不顾了。给辉瑞摇旗呐喊。”还有人骂，“为给你美国爹的过期药撞门已经彻底不要脸了啊”。这种论调当然不值一驳。前些天全民疯抢的布洛芬，也是外国人发明的。我们进医保的药，也有不少是进口药。这些人有本事都不用？我不信。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就是有这么些人，就是有这么一股“力量”，不想让你买辉瑞特效药。也许他们自己手上已经有了，也许他们自己买不到，也不想让别人买，又或者，他们纯粹就是“中医爱好者”、无脑“战狼”，就是本能地反对一切国外的事物。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口嫌体直”，一边诋毁，一边悄悄囤药。这也打脸了他们所谓的“清零”思维，他们要求严管严控，根本不是为了生命安全，不是出于“人民至上”，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或迎合别人的意识形态偏好。如果是为了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就应当放下偏见，尊重科学和专业。辉瑞新冠药Paxlovid已经在全球上百个国家行销，在美国直接下沉到药店，只要确诊就可以免费开取。在澳大利亚，辉瑞Paxlovid已被纳入药品福利计划（PBS），当地居民只要花5.8澳元就可购买，还不到30元人民币。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一旦医生确认需要服用，病患拿着处方就可以拿药走人，一律免费。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这么推广辉瑞新冠药，是在恶意谋害百姓，恰恰相反，这说明辉瑞新冠药的效果确实得到了实证。那么，这是不是反过来也说明，那些拼命抵制辉瑞新冠药的“防疫爱好者”，才真正是在阻碍国内普通民众的合理用药需求，甚至是在坑害普通百姓？前些天，我加入了一个求药公益互助群，群里每天都有人询问，家里老人被传染了，有没有人能先匀一盒给他。这些老人或病患，都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基础疾病或重疾，盼望着能够尽快用上新冠药。而在医院里，要么根本没有这个药，要么就是一药难求，排不上队。据说，在一些流通渠道，辉瑞新冠药被炒到上万元。如果没有这些人上蹿下跳叫嚣，国内也许可以早些引进或仿制这款药，也就不至于出现这种让人无奈的局面了。或许让这些人感到“沮丧”的是，有消息称，辉瑞新冠药的大量引进或者仿制，都已经在谈了。官方消息称，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了辉瑞新冠药培训通知，这说明辉瑞新冠药将很快进入社区。另据报道，在北京，辉瑞新冠药将划归医保甲类进行报销。这就意味着，患者服用辉瑞新冠药，报销比例是百分之百。昨晚，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公布了。最新出炉的《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提到，要做好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中药、对症治疗药物、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抗原检测试剂的准备。所谓“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指的就是辉瑞Paxlovid等新冠特效药。这也表明，辉瑞新冠药进入国内，进入社区医院，都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不知道一直在叫嚣着抵制辉瑞新冠药的“防疫爱好者”，对此有何感想？有本事，自己感染的时候别用啊，我等他们晒视频自证！PS，辉瑞新冠药是处方药，最好根据医嘱服用，不过，辉瑞在感染初期（5天内）服用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向重症转化，越早服用越好。所以，有条件（自行）服用的人，一定要看清楚禁忌事项。这些问题并不神秘，网上有各种说明，或者咨询专业医生。辉瑞新冠药是由中国医药总代理，敬请通过合规途径购买和使用。

都是专家，差别就是这么大 有些专家，不知怎么搞的，总是信口开河！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过去说的，与现在说的，完全两码事！真是怀疑这是同一个嘴巴里说出来的！这些专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变脸比翻书还要随便，还要快！这样的专家，老百姓还敢信你们吗？2008年，当时的温总理在探视汶川灾区的一所中学时，曾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多难兴邦”。后来，他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说：“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总会有进步来补偿”。如果说，3年疫情，是又一场“灾难”，那么我们能从这场“灾难”中汲取哪些教训？获得哪些“进步”作为补偿？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这两天网友们热传的一个贴文，这篇帖文的标题是《诞生于安医大的吴梁组合：吴某某与梁某某》。10月13日，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某某表示，新冠后遗症可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包括乏力，疲倦，思维障碍咳嗽，胸闷等。同时他还表示预防新冠后遗症得唯一办法就是不感染，也就是一直严防死守。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某某，在今年10月接受央视记者白岩松采访时表示，一定要坚持严防死守，并表示我们国家具备一直防守的条件。看完当时的新闻，很多网友咬牙切齿，恨不得把电视砸了。梁某某还讲了5点理由，表示坚决不能“与病毒共存”。这些话，都是在最近两个月左右讲的。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切。就是在今年，连毫无医学常识的一些民间人士，也早就意识到，无论早晚，都要“与病毒共存”。现在基本放开了，事实不是证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吗？吴某某和梁某某，一个是流行病学首席专家，一个是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是他们真的不知道不了解不明白不清楚奥密克戎的危害程度吗？新冠流行3年了，变异了无数次，如果他们连这些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那么他们真对不起这些首席专家、组长的称号。如果说他们清楚变异后的奥密克戎的危害，不过就是常见常得的流感而已，那么他们为何还要那样歪曲事实说话？作为专家，不知道这样说的后果吗？良心真的不会痛吗？为何要歪曲事实说话，这里的背景很复杂，为安全起见，咖叔不再深入探讨，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留言。当然，在这个时代的大潮中，还是有良心的专家，坚持说真话，他们，是中国学术界的良知，是民族的脊梁。今年11月中，张文宏在某个全国性会议上公开发声：新冠病毒逐渐进入稳定期，对人类造成的损害也在降低，差不多接近季节性流行感冒。他还引用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今年10月的说法，新冠症状和普通流感基本没有区别。给新冠患者在家如何养病的建议是：多休息、多喝水。疫情以来，张文宏一直坚持说真话，不管上头怎么看，不管“网暴”带来的舆论压力。除了一些医疗卫生界的“砖家”之外，一些网络写手，也自觉不自觉，充当了一味迎合而不顾事实的“帮闲”。正如一位网友指出的那样：“防疫议题检验出中国社会的一帮变色龙。他们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一切看眼色和风向行事，毫不尊重科学，毫不尊重常识，毫不尊重事实，毫不尊重自己。跳梁小丑一般的表演，没有人性，也没有人味!说要封闭，他提倡封得死死的，一个也不能少;说要放开，他提倡放得开开的，一个也不能留。说病毒有害，严重的会死人，是他们;说病毒无害，比感冒伤害都小，也是他们。他们是靠鼻子生存，他们闻风而动，闻味而变，他们就是舆论场上的变色龙。”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潮水退去后，才看清楚究竟是谁在裸泳。